古樹命運的悲哀

 

 

2007813日九龍公園樹王倒塌,延續保護皇后碼頭的關注,引起社會人士、自然保育者,甚至文化界不少回響。本會幾年前開辦公園賞樹活動,這棵於1994年以前被評為冠軍樹中的冠軍的細葉榕,自然保育界以後都以樹王代稱,雖然細葉榕被列為古樹名木近300棵,人們便知道指的是九龍公園這棵細葉榕。

 

樹王面臨的生存危機並不是新的課題,由於早年康文署接收九龍公園後,對樹王的支柱根和地根進行不當修剪,把水泥蓋上餘下的根脈,樹王的生命力逐年減退。本會的導師帶賞樹人士到樹王前時,總少不了說樹王生物質量龐大,康文署不當的修剪,單靠樹幹不足以支持龐大的樹冠,樹王倒下是時間問題云云。

 

本會細閱了近一個月對樹王倒下的跟進報道及評論,不乏對政府政策的批評,即立法層面不足;其次是康文署護理不當,即執行綠化層面技術的不當,本會覺得仍未有問對了根本的問題,如要對保護這些自然遺產面對種種錯折,筆者建議從偉大的海洋生物學家古魯士度船長(Jacques-Yves Cousteau/Captain Cousteau)生態社會學的觀點出發(Eco-sociology),即生態探索及生態知識的增長能不能被建制重視,必須探究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學基礎。

 

縱觀近廿年保育市區樹及古樹經歷了兩次浪潮。第一波是冠軍樹選舉,由學者詹志勇為主要倡導者,由前市政局執行。該次選舉選出冠軍樹357棵,屬77個種,後增至364棵,出版了<香港市區冠軍樹>一書,然而至今已有54棵冠軍樹枯死。第二波保育古樹始於2004年由康文署主導,由香港園藝學會及中國科學園華南植物研究所協助,選出古樹名木527棵,現時有康文署編號如LCSD CW/49樣式的金屬名片即屬此類。據詹志勇估計,有三分之一古樹生存有威脅。值得一提,香港園藝學會的會長正是負責古樹保育的總負責康文署助理署長丘國賢。

 

筆者從親身與前市政局及政府部門的交往互動中,有如下的社會政治分析。前市政區及區域市政局的工作方向是民選議員主導的,筆者於回歸前倡導關注塑膠回收,民選議員反應迅速,很快就從可支配公帑中撥出款項進行社區塑膠回收項目,雖然未必具成本效益,與其說這項目未達預期效果,是毀譽前市政局,不如說沒有政府政策及相關部門的配合。君不見現時很多屋h都有恆常的回收設施,沒有房屋署協助,配合回收商的政策,回收項目極易虧本。從這件事看到,民選議民對市民價值取向都比較敏銳,是作為社會一份子考慮問題。政府很多時對社會倡議採取「後發」反應,雖然反應是比民間倡議遲鈍,但後者往往有更多資源及跨政府部門配合,保育古樹可視為政府部門的政績之一。

 

樹王倒下後,如果要分析政府官員與民間組織/學者的言說中,真可謂南轅北轍、互相對立,市民可能對其中的是非無所適從。但以簡單邏輯上的排中律分析,學者與官員的觀點互相矛盾,沒有中間的可能性,如果學者是對的,則官員必定是錯的。例如樹王剛倒下時,康文署園藝組主管蔡念祖即說樹王倒下是由於810日颱風過後大雨和大風吹倒,初聽到時似是而非,加上學者的回應時,則覺得十分反智。及後,葉先生說樹木數月前還很健康,更說水泥覆蓋樹王並不影響樹木健康,更聲稱古樹名木表中的樹都有專人料理,健康沒有問題,保育人士對有些同樣被水泥覆蓋的榕樹,如聖安德烈教堂那一棵生存受威脅,康文署則反駁沒有生存問題。相反,樹藝師學會的歐永森、嘉道理的周錦超及蘇國賢、長春社的李少文、香港大學的詹志勇都說樹王倒下是人為的,和保育措施不足和不當有關。最後,康文署竟老羞成怒,若不信任康文署護理古樹的能力,建議可把工作外判云云。

 

從知識增長的角度,園藝學與樹藝學屬不同層次的知識,園藝著重景觀,是物業發展的增值部份,樹藝屬生物學的新分枝,深入到分子層次的探究,是分子生物學廣泛整合其他科學的結果。現時康文署樹木護理只是由園藝學背景的人士入職,並不需要樹藝這門新學科的訓練。相對鄰近的新嘉坡,樹木護理需經過樹藝師考牌,新嘉坡民主雖有桎梏,但從管治的層次十分相信科學,與香港政府官僚層的知識老化,恰成強烈對比。再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探究,知識增長與主流社會是否確立其影響力,往往受眾多的社會政治經濟因素而滯後。

 

臭氧洞和全球暖化可以說明人類環境問題的滯後反應。上世紀30s已有科學家發現地球平流層臭氧散失的機制,但是大量化學品釋放到大氣中是二次大戰以後的事。1974年美國加州大學兩位教授才於<自然>學術期刊發表有關CFCs損耗平流層臭氧的專文,1984年美國科學家直接觀測南極臭氧層稀薄了40%1994年美國NASA利用衛星觀測技術,證實平流層稀薄化全由CFCs分解物引致。西方社會主導的<蒙特利爾公約>早於1987簽訂,環境問題在未有「結論性」的證據時已能達到環境共識,這是西方社會環境公義先進的地方。

 

全球暖化問題更加複雜,涉及國與國利益的重新分配。較確切的全球暖化猜想來自19世紀末瑞典科學家對二氧化碳的增溫作用,並以當時大氣含量比率的增加一倍推測地球升溫的幅度,這與21世紀科學家的推測很接近。但自上世紀70年代由歐、美的環境覺醒後,不斷有人質疑全球暖化是否存在,現在北冰洋快可通航,仍然有科學家於今年3BBC名為<地球暖化的騙局>的環保節目中否認,不過他們把辯論避重就輕地由二氧化炭的作用,轉向太陽射線,更抹黑一些環保人士,說他們不是科學家,環保學者則為了爭奪研究經費提倡全球暖化云云。

 

國際公論及平心而論,新嘉坡的綠化遠比香港成功,若政府不把綠化及保育古樹提升層次,由專門的樹藝師負責,則是欠香港人一個交代。政府官僚層的思維可以從幾個角度了解。微觀而言,主責古樹保育的康文署由園藝師結成舊知識集團,抗拒來了新知識群體的挑戰,這樣才有樹王倒塌是由於大雨及大風吹倒等不值一駁的言論。另一方面,康文署為了政績考慮,採取了一系列不環保、不科學的措施,除了平整土地,設立更多空地,以便修建球場外,例如在維多利亞公園入口舖設雲石地面,從不同年代的維園鳥瞰圖比較,綠化面積大量減少,只是為了建石屎足球埸,然而世界性的趨勢對抗都市熱島效應,是在公園重植草地,比起炎夏石屎球場表面的48度,可最多降至30度。

 

從宏觀的政府惰性分析,政府官僚層保守節約編制,不論保育古樹部門是否稱職,亦沒有認真考核部門的工作,或保育古樹作為政績可以給環保人士一個交代,但真的要保育古樹,則有不可告人的政治考慮。政府對民間保育古樹的訴求有兩種反應,一是堅決反對訂立樹木法,二是反對統一部門統籌綠化工作。香港大學詹志勇教授差不多在推動保護市區樹同時,就同時倡議政府需訂定樹木法,連立法草案也編寫好給政府參考,這時立法的方向可能集中在保護個別名木。然而,每一波的環保運動,都有環保人士,甚至政治組織要求立樹木法。筆者就曾於東區參與保護林邊(Woodside),反對於半山建高級居屋而毀掉成熟樹林。雖然這片樹林有的40幾個樹種中並無珍貴種,但作為整體的生態系統,卻為城市人提供市肺的作用。同樣的理據以保育整體生態為環保人士所引用,例如赤柱、第一次東涌道擴建建議、大嶼山南北通道,都因為保育樹林生態系統被否決。政府可能因此越感到保育人士的壓力,以現有40條法例已足夠保育樹木,堅拒立樹木法。

 

另一方面,現時保育樹木橫跨九個部門管理,從環境管理的角度是有基本弱點,這即是環保人士爭取多年要成立獨立的環保局的原因。筆者相信,最親保育價值的是漁護署官員,但他們只保育郊野公園範圍內的樹木,而除康文署公園外,其他部門就是因為恰恰有樹木於其管豁範圍,或改善環境而種樹的,部門並未有足夠關注保育古樹。

 

更基本地說,其實政府是不是真的看不到古樹枯死的事實,或厚顏地說保育樹木已經足夠呢?筆者看來,這是與特區政府品味和氣質有關。筆者有時到訪一些古村,或帶領考察生態人士,都會留意村中古樹的保育情況,例如蘇東坡後人於河源建有一村,範圍內有幾棵千年榕樹,形態各異,而且用障礙物圍起,就可想見數百年村民的人文面貌。香港近十幾年環保事件多宗,斬樹、燒樹時有發生,如大嶼山二澳村砍去海欖雌,白芒村只為接收電視訊號,燒死村前大榕樹,後者得悉以往是追隨偉大領袖奮勇前進,人們對現時沉淪的國土可以互相對照。有朋友更以陰謀思路告訴筆者,由於政府不能抗拒環保的普世價值,對古樹護理不足及不當只是表面現象,真正是不因為古樹保育而妨礙政府於重大發展項目的酌情權。如果這是真的,或發展趨勢確是如此下去,政府是可以不斷種樹,而古樹會悄然逝去,香港未來可能沒有古樹,最少是沒有市區的古樹,只有一些幾十年的樹不斷替代,則又少了一個棘手的環保問題了。

 

 

作者: 甄永樂                                                                                                                                                                        反饋:  eco_tutor@ecotourism.org.hk